要论陈凯歌电影里最癫狂的人物，当属《霸王别姬》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吧。程蝶衣在电影里爱戏成痴，戏里戏外不分，段小楼说他“不疯魔不成活”。张国荣也是如此，“不疯魔不成活”，跳楼自杀，给观众留下巨大遗憾。
《霸王别姬》中，最见人物痴狂的情节，是程蝶衣的那段唱词，“小尼姑年方二八，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，我本是女娇娥，又不是男儿郎，为何腰系黄绦，身穿直裰，见人家夫妻们洒落，一对对著锦穿萝，不由得人心急似火……奴把袈裟扯破！”
少年程蝶衣接受不了自己在练功时转身性别身份，每每唱到“我本是女娇娥，又不是男儿郎”，总是遭师傅毒打，直到在内心深处认同了性别倒错，才把这句“我本是女娇娥，又不是男儿郎”唱好，也以此为标志，程蝶衣进入了人生的癫狂阶段。
在陈凯歌新片《妖猫传》公映时，有人提出了一个发现，说陈凯歌特别喜欢仰视女性，要么把女角色当风筝放到天上，要么让女角色高高地荡起秋千，这大概是电影创作者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吧，类似于吴宇森爱在电影里放鸽子。
把角色性格处理得癫狂，是知识分子们最常用的表现手段。人物一旦癫狂起来，故事便有了质感，戏剧冲突便得到了强化陈凯歌是谁，同时，也更能激发观众的感受力，借着人物形象，去想象人物生存的时代与环境。
癫狂的人，通常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过巨大的伤害。如何表现这种伤害带来的后遗症，对艺术家来说是件挺困难的事。有的人会选择美化，陈凯歌便是这类创作者，因为越是对人物、对事件进行美化，观众就越是能看到美背后的脆弱。在特定年代，人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，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创作者无法对那个时代进行公开的批判，只好借助人物的癫狂，来进行某种控诉。
陈凯歌被认为是最有人文精神的导演。他早期的《黄土地》、《霸王别姬》都是可以写进影史的佳作。但在尝试商业电影创作的时候，未能避免掉进庸俗的陷阱。但唯有他塑造人物时标志性地将之癫狂化的处理手段，强化了陈凯歌电影的人文属性——哪怕在一些作品了，这种人文属性少得可怜。
到《妖猫传》的时候，观众看到一个苏醒的陈凯歌。电影对于大唐的极致浪漫想象，又让人对他的创作恢复了一些信心，电影里的李白、白居易等人的形象，也癫狂得恰到好处。
但陈凯歌永远也塑造不出第二个程蝶衣了。原因不在他，而在于产生经典的时代已经过去。
高力士是“千古第一贤宦”，为何评价如此之高
高力士对唐玄宗的拳拳之心，还真是少见，从这个角度说他是“贤宦”没错。但是评价历史人物用“最”“千古第一”等词语，反倒让他们不够丰满。
在武则天执政时期，高力士曾经闪现了一点点火花。但他真正发达起来实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。因为给玄宗皇帝收拾韦后和太平公主助过一臂之力，深得玄宗赏识。此后，他和玄宗基本上形影不离，是关系很铁的一对君臣。以致于各地奏上来的文书，一般先由高力士过目，小事情，他直接就办了。就连皇帝都把他叫做“将军”，可见他受信任的程度超过了其他臣子。
高力士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善于把握和皇帝打交道的分寸陈凯歌是谁，他“顺而不谀，谏而不犯”，也就是说能察言观色，给皇帝说话不显得是迎奉巴结，提建议而不冒犯尊严，或者说让皇帝听了很舒服。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还真不是很多。在唐玄宗一头扎进杨玉环怀里之后，朝政出现了麻烦，高力士多次提醒暗示他，要对宰相李林甫和边将严加提防，不能盲目乐观。
而玄宗躺在开元盛世的宏业上，自以为问题不大。那时候的高力士心里那个郁闷啊，真是的。就这样，他没有离开玄宗，一路西逃，马嵬兵变后随玄宗入蜀，没有二心。这时候，玄宗和高力士有过一次对话，“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，才导致了今天的祸患缠身。”
在玄宗返回长安后，日子很是凄苦。高力士没有另投新主，二是始终在他的身边，陪他走完了人生之路。正像有人评价的那样，“他有历史局限性，但他也为唐王朝的中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对比唐王朝尔虞我诈、亲情泯灭的残酷斗争，他对唐玄宗致死不渝的忠诚，无疑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个亮点。”
一个宦官能够如此忠于主人，还真是没人谁了。至于后来文学作品中的高力士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