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王宇昆
前几天，有一个读者加我的个人微信，是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，她说她花了一整个晚，把我所有的朋友圈和公号推文全看完了。
她发来一个emoji表情，说道。
“你应该是个很努力，很幽默，又很多愁善感的男孩，可是，我还是不了解你。”
科技发达的现在，互联网可以迅速在三分钟内identify一个人，他的朋友圈告诉你这个人最喜欢去的餐厅，他的公众号又透露他曾很喜欢一个人。然而，真正了解一个人，捕捉到他的敏感与脆弱，并非仅仅只看完了他的朋友圈，读完了公众号那么简单。
她问我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的个人微信呢，我说是为了分享生活吧，我也想大家看到生活里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。
“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，在琢磨一个陌生人这件事上浪费那么多时间。”
我很喜欢这位姑娘的耿直，她建议我不妨写篇推送，就专门写写自己。
是啊，好像写了很多故事，这些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，大多都是在梳理别人，还原别人的生活。我像个打板师，存在于每个镜头的最开始，最后却统统要被剪掉丢进回收站。
这其实也是每个写作者的命运，不单单是我，他们躲在文字的背后，用情感和技巧悄悄为平淡又离奇的生活着装，不断调整领带和头发，最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规整地推到每一页纸，每一块屏幕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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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厦大念的是汉语言文学，文学概论专业课上，老师曾经就“文学天赋与后天努力”与我们展开过讨论，作家天赋对一个写作者到底有怎样的意义，如果没有作家天赋，通过后天的培养，教育可以培养出一个合格的作家吗？
我记得我在那堂课上的发言，教育可以将一个不具备作家天赋的人，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作家，但却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。
当然，这个观点永远无定论，支持与反对它的人各执己见。但这个议题，却常常让我思考，我是一个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吗？
小的时候，梦想是做一个少儿频道主持人，终极梦想是登上春晚。于是，小小年纪的我，拼命给少儿频道的小鹿姐姐写信，盼望着有一天她可以在节目里把我的名字念出来。曾经看着红果果、绿泡泡这批年轻人参加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选拔，层层晋级，终于有了自己的节目《智慧树》。几年前，得知红果果、绿泡泡结婚了的消息，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与曾经的梦想，竟已经相隔了那么多年。
这个名叫“那么多年”的概念里，藏着无数次倒戈与易辙，这其中有投降，也有抬头昂扬。但无疑，这个简单的词汇背后，我一边走一边走丢了很多东西。
小学和初中，学了五年的美术，素描作品曾经拿过某个野鸡青少年美术大赛的奖，这件事被父母拿出来骄傲地朗读过很多遍。那张单薄的奖状笼罩着的时光，是每个周末去少年宫，学完电子琴学素描，素描画完换油画，油画下课背起小书包去珠心算，珠心算搞定再准备剑桥少儿英语。
我年少的欢喜，大概不是喜欢上了某个人，而是我在学校的演讲比赛又拿了第一名。时至今日还记得，那个演讲比赛每学期举办两次，每次都选在周五的下午，比完赛就放学回家，我妈总会早早地在校门口等着，听我大声且面无表情地背诵《我们是祖国的接班人》《地球母亲在哭泣》，诸如此类的演讲稿。
每次比赛我都拿到了第一名，让我一度成为年级的红人，我开始做班长，监督眼保健操，谁不听话就狠狠扣他的分，那段时间，享受到权利带给我幼稚世界观的快感，觉得自己真是个厉害的人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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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抛弃掉所有的“才能”，是因为初中开始了封闭式寄宿生活，渐渐地，我忘记素描里如何打出笔直又利索的线条，我不再会弹奏《我是一个粉刷匠》，珠心算的那个小算盘也早已经找不到踪影。
大概就是在这些“失去”的过程中，上学生活开始变得极度匮乏与无聊，除了每次考班级前三以外，找不到任何有斗志的事情。后来，因为班主任经常朗读一个女孩的作文，我开始暗生嫉妒，我想我也要班主任读我的作文。
于是初中的作文里，我开始疯狂使用“旖旎”“氤氲”这样现在绝对不会把它用进作品里的词，预料之内，我的作文被班主任用那不标准的普通话朗诵。我的表达欲第一次被以这种形式满足，伴随着我交织的成就感。
